出版商张静庐我不是书商

一

1933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遇难两周年，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然而，在当时国民党对上海的书刊审查相当严酷的文化环境下，这篇建国后收入中学教课书中的名篇险些发表不了。

据《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然而，施蛰存也“委决不下”，最终拍板发表的是他的老板张静庐，理由之一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

1935年9月，鲁迅、茅盾发起、主办的文艺刊物《译文》在发行了第十三期后宣告停刊。当时风传的关于停终刊的原因是折本。这本每期仅发行3000至5000册的文艺刊物是很难靠它赚钱的。

鲁迅也曾说：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

那时，由于翻译者水平参差不齐，翻译作品受到读者冷遇。在严酷、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不少书局甚至挂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这本以翻译、介绍外国作品为主的“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简直死得无药可救”。

然而，1936年3月，在喜欢它的读者的热切期盼中，这本倾注了鲁迅晚年莫大热情和心力的刊物终于复刊，接受它的东家则是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他们一直合作发行到抗战爆发《译文》不得不与大批刊物一起停刊为止。

张静庐说：“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维持事业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他认为，出版家的精神堕落，“比纯以赚钱为目的更可怕，更可忧虑”。

他还说：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我明白，我所负的责任的艰重，文化工作影响于民族社会的重大和深远！我行我素，我行我心之所安。

抗战时期，张静庐仍然开门营业，他组织人力编印“大时代丛书”，亲力亲为编篡《西线血战》、《东战场》、《平汉前线》、《闸北血史》等小册子。在炮火连天的上海，公司的命运也随着国军的进退转移，张静庐甚至冒险绕道到汉口创办公司的总店。

张静庐觉得在当时需要有建设性的学术图书，国防性的专门典籍，从抗战经验中建起的理论，从抗战生活中产生的伟大文学作品，以及要唤起民众抗战情绪的通俗读物。他认为“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作家们的责任，也是贤明的出版家的责任”。

二

张静庐之所以选择做出版业是与他的兴趣爱好有关的。这位1898年出生于屠户世家、15岁小学毕业即去当学徒的孩子对图书几近痴迷。

他上小学时，“每逢考试，国文是稳拿第一名的”。张静庐曾回忆在烧酒行当学徒时迷恋图书的时光：“每天晚上当酒行里打烊之后，总得从天潼路走到棋盘街(那时大小书店都集中在河南路上)，在每一家书店的玻璃窗外，独自个儿站立片刻，老是瞧着这五光十色的小说封面发愣。”他也因此有了“棋盘街巡阅使”的代名词。

张静庐说：“当时我惟一的希望，是想在商务印书馆里当一名练习生。我有爱书的嗜好，我有看小说的兴趣，我有想做出版家(甚至于作家)的欲望。”

正是在棋盘街痴迷地巡阅中，张静庐了解了“礼拜六派”时代文坛的轮廓，并尝试写作。在投稿的过程中认识了不少编辑记者。他还曾尝试编辑小型报纸和杂志。这些都为他进军出版业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从酒保到编辑，小学国文教员，枣贩子，运输公司文牍……他换过不少职业和服务场所，终于还是惦念出版业。

1919年，张静庐进入泰东图书局，主编月刊《新的小说》，从此踏进出版界。1925年，张静庐与沈松泉、卢芳，以二十五元的筹备费用创立当时上海第一家纯粹的新书店——光华书局，1927年他与洪雪帆合资创办现代书局，1929年独资创办上海联合书店，1934年他又以二十元的资本创办上海杂志公司。

郭沫若称张静庐为之服务过的泰东图书局是创造社的“摇篮”，称光华书局是创造社的“托儿所”。上海现代书局更是因出版《现代》杂志而成作现代派文学的“大本营”。上海杂志公司也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最早的专营杂志事业的书店。

就这样，张静庐在当时号称“远东第一文化街”、“中国报业的策源地”、“近代中国出版业的摇篮”的上海四马路(现在的上海福州路)立下脚跟，在出版行业一干就是几十年。

张静庐是个文艺爱好者，他所经营的书店除了上海联合书店主营社科类的书外，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以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刊物，都是偏向文艺路线的。他曾出版过不少作家的文艺作品，郭沫若、鲁迅、洪灵菲、郁达夫、老舍、丁玲、胡也频、张天翼、田汉等都曾在他主持的公司出版过作品。他还主持出版过不少文艺刊物，比如，李公朴主编的《读者生活》、鲁迅、茅盾发起的《译文》、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等。

张静庐曾说：“我有爱书的怪癖，所以将一本书从会排到装订出版，都由自己亲手照料，真有说不出的快乐。”

三

因为深切地感受到没有钱买书而要想“揩油”看书的困难，张静庐在经营上海杂志公司的时候，将一切新书杂志都摊放起来，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这在当时算是开风气之先，很快老大的商务印书馆也将所有的玻璃柜都收拾起来，换上了长方形的一张张木柜子。也正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利益，上海杂志公司在贩卖杂志时力求快、齐、廉，并承办代订业务，而且，退订、改订自由。

因为在尝试出版杂志时有过托报摊书店代售却没有收回账而被人欺负的痛苦，上海杂志公司特别注重“代理发行”这一项业务，张静庐说，他“要替有出版兴趣而没有发行经验的同志们解决他的困难”。

抗战前，张静庐曾请人主编《自修大学》双周刊。这本刊物对失学的青年及有心力自学的学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想必这也与他幼年失学、常有“才识不够应付”的深切感受有关吧。

为顾及读者的利益及扩大影响，张静庐在经营书业时主张微利甚至不惜亏本，竭力克服困难，弥补遗憾。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打开局面后，他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赢得了更多的业务，成了行业的标杆。比如，在当时杂志销量达万份以上就不多见的出版环境下，《自修大学》竟意外地一出来就有了一万五千份的销量。渐渐地，大家对他的经营韬略和发展眼光有了认可。据悉，1943年，生活、读书、新知等28家出版社在重庆组织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时，大家公推张静庐任总经理。

1950年代，张静庐还曾编篡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

对于他的出版事业，阿英曾对他说：“要编篡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

董必武曾为之题诗：“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

施蛰存在《杂谈〈金瓶梅〉》中曾说，张静庐是当年“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之一(另一个是平襟亚)。然而，接下来说的却是“他们营业竞争，勾心斗角，可谓旗鼓相当”。《译文》复刊后的编辑黄源在初见张静庐时也觉得其“精明”。

对于评价，张静庐认为，“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批评，往往是拿了自己的‘尺’去测量别人的”，“是是非非就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说法”。然而，他说他希望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朋友对他有个最低限度的了解，那就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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