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许小年激辩华尔街不是金融危机罪首

吴敬琏许小年激辩：华尔街不是金融危机罪首

吴敬琏(资料图)许小年(资料图)　　2012年3月中旬，华尔街迎来“占领运动”半年纪念，本已趋于平静的街道迎来了新一波的抗议者。2008年之后，华尔街形象一落千丈，“贪婪”与“有毒文化”成为了媒体对其众口一词的评价。当纽约的200名示威者被防暴警察驱离的一刻，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学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这场为世界带来巨变危机的真正起因。　　“华尔街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存在，大萧条时期是这样，这次金融危机仍是这样”，吴敬琏说。　　推翻公众认识，华尔街不是罪首　　今天，多数学者已经同意，尽管股市崩盘诱发了1929年的那次大萧条，但大萧条并非华尔街造成。那么未来，那些参加过“占领运动”的美国人，是否愿意为华尔街平反？　　危机爆发四年之后，经济学界对此次风暴成因的反思逐渐萌发。在首届“岭南论坛”上，吴敬琏、许小年等学者尝试推翻公众认识，指出导致本轮危机的罪首在监管方，而不是市场方。　　吴敬琏说，这次危机动摇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心。追溯危机的根源，既和过度倡导自由市场，放松监管有关；又和战后所谓“政府干预经济”、实行高福利制度相关。而华尔街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种存在。　　过度放大金融杠杆、制造泡沫，确实是华尔街的错误。但监管的缺失、风险控制的纰漏，以及美联储极端错误的货币政策，才是本轮危机的真正根源。　　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风行有两个背景：一是市场信心亟待恢复；二是欧美大国被动卷入世界大战。在二战中，美国政府一年的开支，甚至占到其当年GDP的50%。战后，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国家选择了实行高福利制度。而当“国家过度干预”的弊端在上世纪50、60年代显现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体，又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较为宽松”的市场监管。　　这40多年中，西方一方面不愿意放弃高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监管的松懈，致使“消费主义”在“金融杠杆”的放纵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金融创新，使穷人成为了房屋拥有者，却将美国的银行业卷入万劫不复”，一位银行家这样向记者解释脱离风险控制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灾难。　　在危机爆发后的前三年，美国破产银行数量达到了322家，破产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6337亿美元。即便银行破产数目已经达到历史峰值，但至今市场对于灾难的结束仍缺乏一个明确的预期。　　深究原因，危机的根源仅仅是房屋贷款公司的草率、银行业的过度创新，或是许多类似“雷曼兄弟次贷债券”的出现吗？谁对已经高危的市场视而不见？又是谁为本不缺钱的市场注入了空前的流动性？　　诘问美联储：救火之功难抵纵火之罪　　过去100年，华尔街既遭遇了极端严厉的管制，又经历了极端宽松的监管。　　大萧条过后，美国相继出台银行法、证券法、分业经营等，无一不是针对华尔街。但战后，这种高压监管很快迎来了“风水岭”，“新自由主义”浪潮空前。　　许小年表示，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长期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放任监管：2001年开始，美国货币政策过于松宽，为本不缺钱的市场注入过分流动性，造成整个市场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资产泡沫。2008年，泡沫破灭了，把整个金融体系拖垮。“因此，美联储才是罪首。”　　资料显示，仅2001年一年中，美联储连续11次降低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5%下调至1.75%，降幅达到4.75个百分点。当时的主流舆论评价，美联储的举措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良好迹象，“体现出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当年第一次加息(发生于2001年1月3日)，亦直接推动道琼斯指数上攀300点，以10945.75点报收。　　不过重审这段历史，围绕当年11次降息的争论越发凸显。美联储的“积极举措”面临“由功变过”的本质扭转。　　尽管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挽救措施还是及时的。但归根到底，“救火之功难抵纵火之罪”。　　这种论调让人联想起华尔街在“大萧条”之后经历的“整肃”与“平反”。大萧条发生不到半个世纪，当美国政经界重读那场危机的时候，发现股市的崩盘仅仅是导火线，而不是根本原因。在大萧条发生前夜，因为金融资产贬值等多重因素，市场陷入了流动性紧缺。但美联储非但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收缩货币供应30%，导致银行的轮流大面积破产，实体经济被迫滑向万丈深渊。　　“在大萧条中，华尔街所做的，仅仅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股票市场周期性调整，但美联储的错误却将调整演变为灾难”，许小年说。　　同样，本次危机爆发后，公众和媒体将华尔街列为“第一责任人”。美国政府连翻出台的金融监管方案、条例等也是无一例外的将华尔街作为严厉监管对象。但许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显示，除了监管市场本身之外，如何有效监管“监管者”更为重要。　　许小年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结论迟早会得到世界认同。“近期，斯坦福和哈佛的两位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改革是全球都要经历的阵痛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四年之后，其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影响仍不可预估。不少经济学家预判，美国的恢复漫长无期、“欧元区”前景不甚明朗，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其看似高速增长的背后，同样面临风险。　　复杂因素的交织，使得经济复苏的预期模糊。这会是推动改革的良好时机吗？　　在吴敬琏看来，西方习以为常的“高福利”以及“消费主义”的发展方式，本身不可持续。这是和其崇尚的“凯恩斯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有密切关系。但西方改革的出路在哪里？“你说希腊的财政预算案有问题，但如果政府决心削减，民众又要示威游行。”　　换个角度观察，如果西方这次拒绝改革，继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那么势必在更深层次加剧矛盾。这等同于制造虚假繁荣，实质上为经济运行埋下更大危险。　　这或许也是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迟迟不落地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世界性的危机，会为推动经济转型，乃至市场改革带来新的空间吗？　　过去几年，“转型”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话题。但从2009年的信心膨胀，到2011年艰难前行，各方仍在费力琢磨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乃至前景。　　一份由欧洲复兴银行出具的《转型报告2011》报告，也许能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转型”带来思索：报告指，当经济陷入滞胀时，民营经济往往能为市场导入一定的活力，提高效率。许小年说，这样的结论，和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波澜壮阔的变化何其相似！改革已然成为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的挑战。　　危机的发生，也不完全是坏事。许小年说，以今年的情况看，各级政府、企业，乃至普通民众，渐渐对转型和改革寄予更多期望。　　“新的改革共识，正在社会上下缓慢形成”，吴敬琏说。　　事实上，吴敬琏所说的“上下共识”，有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脚：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评论员文章；其中指出，对于改革者来说，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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